關於1949–1950年罷工
罷工的原因在公開和私下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大多數香港人似乎都認為，罷工最初只是一場簡單的勞資糾紛。1945年，受二戰和日佔的影響，工人工資本就非常低，然而在物價飛漲的1940年代，工資又進一步降低。大多數同情工人的人的側重點在於這些非政治性的問題。
另一方的側重點則在於共產黨在鼓勵罷工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是大陸派到香港工作的共產黨積極分子的作用。共產黨員加入了香港教師福利協會（總部設在新界的工會組織）和教育促進會：旨在聯合工會和社會運動人士（包括英國聖公會大主教）為勞工子女（包括電車勞工子女）建立新學校。自1946年成立後至1948年年中，教育促進會便一直與政府合作。但隨著中共在大陸與國民黨的內戰中勝局在望，以及冷戰緊張局勢加劇，有關中共試圖顛覆港英政府的懷疑與日俱增。1948年，堅定的反共人士葛量洪出任香港總督時，曾打壓親共學校、課程和教師：他甚至敦促關閉有親共資訊的唱歌和表演俱樂部。葛量洪政府要求擴大權力，倫敦方面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答應了政府的要求。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許多學校因為政治原因被政府關閉。不過，葛量洪關閉勞工子弟學校時引發了一場保衛學校的抗議運動，得到了很多精英人士和勞工的支持，令到其中一些學校得以倖存。
葛量洪堅持認為，勞工運動深受中共影響，應堅決予以抵制。1949年12月，電車停運和罷工開始時，他堅持認為勞資糾紛只是一個藉口，罷工的真正目的是擾亂基本公共服務，有利大陸接管香港；多年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依舊堅持這一觀點。但英國官員普遍持有不同觀點，關於罷工真實性質的爭論直達倫敦內閣，香港媒體每天也會對此進行報導。
回想起來，毫無疑問，這場爭議的核心是工資問題，而非政治原因。但勞工罷工運動中有很多中共支持者。隨著罷工的進行，這些人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大多數工人在罷工/停工期間沒有拿到工資。部分人還失去獲得政府在高通脹時期為主要行業工人提供定額補貼薪水的資格。對此，政府勞工處處長解釋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因此，很多工人急需解決日常開支問題，他人的援助變得日益重要（儘管公司確實曾向停工的工人提供一些米糧）。香港的左翼群體、其他工會的工人、富裕的「進步人士」，包括很多獨立職業人士都紛紛施以援手。人們在廣東也組織了支援運動，旨在為香港罷工者以及前來協助糾察和組織其他活動的活動人士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資。當然，此舉進一步加深了敵對組織的看法，他們認為無論自願與否，這些罷工者都被中共利用以實施他們的政治計劃。
在罷工最後階段，小部分工人開始公開與中共結盟。北京政府在1月25日（大約停工一個月後）首次發表官方聲明，公開支持罷工者。次日，根據《南華早報》一名記者的報導，大批工會支持者（據他估計有5000多人）在成功獲得公司承諾（不會雇用剛離開總部公司的非工會求職者）後，現場表現扭秧歌（中共宣傳部改編的一種慶祝勝利的北方農民歌舞）進行慶祝。（這種舞蹈在華南地區或香港並不常見，所以會跳這種舞蹈的人被認為是從中共活動中學會的。）隨後，該記者到電車工會總部參觀，他表示在那裡看到牆上有毛澤東大幅畫像以及其他各種親共跡象。幾天後，在工會支持者於1月30日與警方發生衝突後，香港各工會約1200名代表召開會議，決定不再鼓動令人擔心的大規模罷工，但要求工會聯合會正式請求毛澤東對香港當局及其「法西斯」員警策略採取行動 （未具體說明）。
然而，事實上並無任何後續行動，罷工於2月9日至10日結束。過去兩週內越來越激進的情況讓港英政府更易做下將38名工會支持者驅逐到大陸的決定，與此同時，中共也悄悄將一些地下黨員從香港送回大陸。李夏湘便是其中一員，她曾是電車勞工子弟學校的校長，也是一名共產黨軍隊將領的妻子；她後來在黑龍江的多所軍隊附屬學校擔任校長。
